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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浪潮(第二波)——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与OEP的形成
来源:(www.rdyjs.com)  【中国人民大学在职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发布时间:2016-07-07

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刺激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作为国际关系学一个新的分支领域的诞生,第一代学者围绕国际体系层次上的权力与市场的互动关系展开了激烈而丰富的范式辩论,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早期的主要理论流派。20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结束再次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重组,在经济全球化和美国单极霸权的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代学者开始超越体系层次的范式辩论,致力于整合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两个分析层次,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进入了一个被后来学者称之为“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 Economy Politics, OEP)的新阶段。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再次促进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革命性变化,西方世界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遭遇前所未有的动摇,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占据主流地位并持续了20年的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和分析框架在解释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时出现了诸多困境。在对开放经济政治学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在研究议题和研究视角上呈现出一些超越之势。这种新的研究取向可能预示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三波知识浪潮的到来,从而给正处于后起奋进中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带来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二波

进入20世纪90年代,历史的走向再次发生逆转。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不仅得到全面抑制,而且美国作为冷战的最终赢家,又全面引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其综合实力在世纪之交达到二战以来又一个新的顶峰。正是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深入,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断层线正在被统一的全球市场所弥合,托马斯·弗里德曼宣称“世界是平”的。 这标志着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在“两个平行的市场”的竞争中大获全胜,全球化彻底取代冷战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生活的核心主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一场重大的转型,并迎来第二次大发展的浪潮。新一代学者在研究议题、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上趋向聚合,过去泾渭分明的宏观范式辩论逐渐走向低潮。

  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对国际经济融合和国家角色转变的讨论又一次活跃起来。 一方面,全球化改变了国家经济政策的国际竞争环境。经济全球化不仅扩大了全球市场规模,还向所有国家施加潜在压力,并迫使它们改变制度和政策,从而促使国家间政策聚合,包括贸易政策自由化、去除资本控制、开放金融市场,弱化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否则将会承担极大的成本。 另一方面,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政治带来深远影响。随着人员、信息、技术、资本、商品等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的加强,社会个体日益融入到全球生产-消费体系中,国内和全球的社会经济关联超越传统政治军事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国家的对外政策与个体的日常生活和收入息息相关。经济全球化对不同行业的收入、就业不安全感、收入分配都会带来影响,这些分配性后果最终会引发国内政治行动。 

  以海伦·米尔纳为代表的新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借鉴彼得·卡赞斯坦、彼得·古勒维奇、罗纳德·罗高斯基等老一代比较政治经济学者(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CPE)的研究纲领的基础上, 根据全球化带来的现实世界的变化,系统阐述了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意义,作为社会利益的代理机构,国家只是个体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偏好转化为国家政策的“传送带”。 在打破传统国家一元和国家中心假定的基础上,这一代学者们顺应全球化与国内政治互动的日益深化的新现象,围绕着经济开放的国内政治动力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国内影响(在个体、部门、生产要素层面的分配性影响)展开了十分丰富的研究。 

  新一批的研究成果强调打开国家这个“黑箱”,围绕着“利益”和“制度”这两个核心概念,探讨国际经济体系与国内政治过程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纲领被分解为三个标准化的环节。第一环节是界定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偏好和利益。 这些社会行为体根据自身在国际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以及不同政策给自身福利分配造成的影响,来确定自身在对外经济政策偏好。第二环节是探究国内制度对利益汇集和权力博弈的作用。这一环节主要采用政治多元主义的理论视角,研究社会利益如何通过集团间的权力斗争,在特定的国内制度的框架下汇聚转化成国家政策。国内制度主要起到两个基本功能:汇聚(aggregation)和授权(delegation)。最后一个环节是,国内制度将国内社会利益汇总成国家利益,并授权中央政府通过政策工具努力在国际体系中推动这种利益的实现,而这又必须经过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因此,国际谈判及其利益交换便成为最后一步。而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制度跟国内制度一样开始发挥构造和约束国家利益的作用。

  总之,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按照上述三个标准化的环节所构成的分析框架,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各个主要议题进行了一系列开拓性的研究。在国际贸易领域,学者们对国内利益分化和民主制度对贸易开放政策的影响, 国际贸易组织(WTO)和自由贸易协定(FTA)对贸易自由化的效果等问题展开了丰富的研究。 在国际金融领域,金融自由化、 汇率制度选择、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和国际债务与借贷政治成为核心研究议题。在跨国投资领域,学者们对国内利益和制度对跨国直接投资(FDI)的影响、 国际制度(双边投资协定,BIT)FDI的影响以及FDI的政治效应进行了研究。 在对外援助领域,学者们则集中对受援国的选择和援助条件的政治根源进行了研究。 同时,第二代学者进一步拓展了关于全球化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问题的研究。 

  由于这些成果都探究以国内政治要素与国际经济开放的关系为主题,戴维·莱克(DavidA.Lake)、杰弗里·弗里登 (Jeffry Frieden)和丽萨·马丁(Lisa Martin)等具有代表性的“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将上述这种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总结为“开放经济政治学”。 开放经济政治学建立在两大核心概念基础(“利益-制度”)上,形成了统一的研究框架,建构起了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研究纲领,使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更加成熟的交叉学科。 

  如果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波学术浪潮主要围绕着美国霸权衰退和经济相互依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展开的话,那么开放经济政治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则是围绕着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对国家边界的消蚀和国家自主性的削弱展开。相比于第一波的范式辩论,开放经济政治学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重大贡献,就是打通了国际与国内的界限,找回了被第一代学者们所忽略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运行的国内微观基础。不仅如此,开放经济政治学还在研究方法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建构科学理论模型、通过大样本和跨国数据进行统计检验的实证阶段。总之,开放经济政治学戏剧性地重塑了美国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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