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在职研究生声明: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13)36号文件,自2014年起,原"在职研究生课程班"更名为"课程研修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同等学力人员最新政策[详情点击]
国际政治经济学浪潮(第三波)——金融危机与OEP的困境
来源:(www.rdyjs.com)  【中国人民大学在职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发布时间:2016-07-07

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刺激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作为国际关系学一个新的分支领域的诞生,第一代学者围绕国际体系层次上的权力与市场的互动关系展开了激烈而丰富的范式辩论,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早期的主要理论流派。20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结束再次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重组,在经济全球化和美国单极霸权的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代学者开始超越体系层次的范式辩论,致力于整合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两个分析层次,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进入了一个被后来学者称之为“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 Economy Politics, OEP)的新阶段。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再次促进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革命性变化,西方世界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遭遇前所未有的动摇,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占据主流地位并持续了20年的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和分析框架在解释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时出现了诸多困境。在对开放经济政治学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在研究议题和研究视角上呈现出一些超越之势。这种新的研究取向可能预示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三波知识浪潮的到来,从而给正处于后起奋进中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带来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三波

2008年,位于世界权力之巅和全球市场核心地带的美国爆发严重金融危机,随后老牌资本主义的欧洲世界也爆发债务危机,它给整个国际体系的演进带来了深远影响,推动了国际经济秩序发生一场深刻的转型。一方面,两场危机加速了美欧经济霸权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促使整个国际权力结构进入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重组;另一方面,美欧危机刺激国际社会开始反思美国主导的思想观念体系和国际制度体系的有效性,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的统治地位所遭遇的挑战日益增大。这两场危机给国际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开放经济政治学所不能解决或者未曾涉及的新问题,从而促使学科的嬗变。

  (一)金融危机与秩序变迁

  尽管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由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各种地区性金融危机时有爆发,但它们都发生在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并没有从根本上冲击二战以来所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整体架构。但是,作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为严重的一场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与2010年接踵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共同推动了国际经济秩序发生一场历史性的变迁。 

  首先,美国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权力的流散,支撑传统国际经济秩序的单极政治结构正在快速坍塌,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必须直面的问题。 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曾经指出,美国的全球霸权主要由三根支柱构成,即美国的核武器(军事力量)、跨国公司以及以美元地位为代表的金融力量。 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不仅使几乎所有美国金融机构都遭受重创,阻碍了其全球扩张的步伐,也令美元的国际地位受到质疑,国际社会“去美元化”的步伐逐渐加快。不仅如此,美国金融危机也进一步暴露了美国在公共部门融资能力、财政赤字和国内改革方面面临的压力。与此同时,新兴国家在经济上实现大规模崛起,这可能是21世纪区别于20世纪最根本的特征。 在多个经济指标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新兴国家开始不断跻身排名前十的行列。在既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明显脱节,实力与权利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格局,这成为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第一动力。 

  其次,美国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诸多不足。从美国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使得国际社会对更大范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金融救助、资本跨国流动管理、国际金融和主权债务监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需求增加,二战后发展起来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WTO为代表的正式国际治理机构和以美国为领导的七国集团(G7)政策网络既不具有足够的包容性以吸纳更多地新兴力量,也不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来协调各国采取强有力的集体行动。全球经济治理的政治基础日益弱化,如何从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治理体系,转向更广泛参与和高效运行的治理体系,成为国际经济体系面临的重大挑战,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美国和欧洲需要向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进行一定的权力让渡。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重大发展是G20取代排他性的G7,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核心平台, 但G20在机制化建设方面还面临重大挑战。 G20更大意义上是各国领导人通过非正式机制进行政策协调和达成共识的机构网络,具体的规则制定和政策执行都是由正式的国际金融机构来实行。但是,既有的正式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却面临各种障碍,尤其是美国国会不断拖延表决本已达成的改革协议,从而削弱了其治理的合法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国际贸易、国际货币和金融以及跨国投资等各个领域,各国竞相通过谈判联盟方式建立新的双边和地区协议网络,美国一统天下的国际制度体系开始出现各种“裂纹”。在贸易领域,随着多哈回合迟滞不前,WTO的权威性不断下降,各种区域性的自由贸易谈判(FTA)不断兴起,大有取全球多边主义而代之之势;在货币领域,金融危机之后各新兴国家加强了本币国际化的进程,美元的主导地位不断遭遇挑战;在金融领域,各种双边的货币互换、区域外汇储备机制和区域开发银行不断成立,对IMF和世界银行的金融职能构成了替代效应;在投资领域,各种双边投资协定(BIT)的大量涌现也凸显了缔结全球统一的投资协定更加遥遥无期。这种日益“碎片化”的治理格局使得原来隐藏在多边制度之下的权力政治“冰山”都显露出来了。尤其是崛起的中国正在通过积极有为的外交努力,在贸易和金融领域,推动既有的全球性制度改革(简称“改制”)和积极进行大规模的区域性制度建设(简称“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国际制度竞争的图景, 这加剧了无视权力斗争专注于给定制度框架下的策略互动的开放经济政治学难以回答当前关于国际制度变迁的诸多问题。 

  总之,美国金融危机加剧了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在包容性、行为能力、权威性和合法性等多方面的不足,大国之间的权力政治在重新加强,尤其是体现在对新一轮的规则竞争方面,整个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再次出现“礼崩乐坏”之后的秩序再造。 

  最后,美国金融危机削弱了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合法性,使国际社会进入新一轮的经济治理和发展理念的“重构期”。一方面,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这两起重大事件,激发了国际社会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治理理念的反思,以“资本自由化”为导向的国际金融监管规范和跨国资本流动管理规范在危机后都经历了逆转。在二十国集团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主导下,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结合的“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替代了以放松金融管制为核心的安格鲁-撒克逊监管模式。 而作为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鼓吹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开始承认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管理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增强了发展型国家模式(developmental state)的合法性与影响力。 在全球化浪潮下,部分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抵制国际经济组织所施加的经济自由化压力,在经济转型中坚决捍卫国家经济政策的自主性,通过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引导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金砖国家在金融监管、资本管制、产业政策、宏观调控、公共部门等政策领域,都强调政府职能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国际竞争中显示出优势,这种国家引导的发展模式的成功也引起了知识界对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发展模式的疑虑,这使得经济理念的竞争重新回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之中。 

  不仅如此,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为了开展金融救助和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各主要国家政府都对市场进行了大规模干预、救助和刺激,这种行为明显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对政府行为的框定。而新兴经济体的政府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对于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发挥了重大作用,实质上在危机中帮助维持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这进一步凸显了国家导向的经济模式在全球化时代仍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美国金融危机及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及其持续性的影响,推动了国际权力的流散、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和经济治理理念的重构,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美国单极霸权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走向瓦解。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内部的一种主流研究路径和分析框架,由于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国际政治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对于现实世界特别是重大问题的解释力愈显贫乏。

(二)OEP的挑战 

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核心研究纲领是探索国内政治过程与国际经济开放的互动关系。在贸易、金融、货币、直接投资等议题领域,经济全球化穿透国家这个坚厚的壁垒,直接塑造国内利益的分配,影响国内政治博弈格局,这进而又使得国家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通过国际经济政策,来寻找自身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位置。与此同时,单极霸权结构的形成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得围绕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权力斗争几近消弭。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基于社会集团之间的国内分配政治替代国家之间的国际分配政治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事务的核心,国家成为国内社会压力的代理者,而主要不再是国际体系中自主寻求权力与财富的一元行为体。 

但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推动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变迁,改变了开放经济政治学这一研究路径所依赖的国际政治现实环境。国家间围绕全球经济治理的冲突与协调、国家对于市场体系的干预和引导,以及全球经济理念的变革,开始成为影响国际经济关系在新阶段里向前演进的主题。而国际冲突、国家作用和经济理念变革这些新的研究主题显然无法被纳入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开放经济政治学仍旧以发达民主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政治根源和正式国际制度基础上的国际合作为核心研究主题,无法反映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所发生的重大现实变化。金融危机暴露出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日益封闭和简化主义在理论解释力上的限度,这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共同体开始正视“利益-制度”这一核心分析框架所面临各种挑战。 

首先,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利益(偏好)学说无法适应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不同主体利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是开放经济政治学分析框架中最核心的概念,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推导出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概念,非常便于进行精确界定,使得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理论起点建立在理性演绎的基础之上,这被视为开放经济政治学的重要创新。 但是,正是简单化的引入新古典经济学来界定行为体利益,它使得开放经济政治学忽视了行为体偏好的复杂性,进而影响了对全球经济与国内政治互动的理解。 因此,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利益学说。 

第一,开放经济政治学根据经济政策在开放条件下的分配效应界定个体的政策偏好,忽视了行为体的信息获得和认知因素对于偏好形成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个体偏好的前提假定,是建立在社会行为体处于信息完全和知识充足的基础之上,并能够理性的判断出经济政策对自身利益的影响。但在现实生活中,姑且不论经济学界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很难达成共识, 无论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还是政治体系中的选民,面对现实政策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往往都很难确切地判定自身利益。只有在利益重大且明确可见的情况下,从自我利益的角度解释行为体态度才比较可取。 而现实中的国际政治经济议题往往比较复杂,因果链条很长而且其国内分配效应并不总是十分明显。比如,一项对美国贸易政策偏好的研究发现,确定自身对贸易政策的偏好所需信息的代价十分高昂,这项调查显示,超过30%的样本对于贸易政策的偏好是“不知情的”,低技术劳工、穷人和妇女对于贸易保护对自身的影响更是知之甚少。 对国际金融政策的研究也发现,国内金融部门并没有按照开放经济政治学所推断的那样,根据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资产配置确定政策偏好,一些社会行为体者对替代性政策并没有明确的偏好,甚至持有相反的政策偏好。 因此,有学者就建议引入认知科学、行为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来更加细致的界定行为体的偏好。正是由于个体很难界定自身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以及特定国际经济政策中的利益,开放经济政治学低估了国家在界定利益时的主动性和自主性。

 

  第二,开放经济政治学仅从物质主义的视角界定个体偏好,限制了利益的范围。为了研究的方便,开放经济政治学引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依据社会行为体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推断政策偏好。如果政治学家脱离政治制度和环境而直接从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模型中推导个体的政策偏好,这种方法直接将界定社会行为体利益的艰巨任务交给了经济学者,丧失了政治学理解利益的独特视角和学科优势。 现实政治中的利益异常复杂,个体对政策的态度并不只受到自身物质利益的影响,而是在社会互动中所形成的一定的规范、理念背景下产生的。 学者们开始通过实证观察的方法检验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偏好假说。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D. Mansfield )等人通过对美国公民贸易政策态度的两次全国调查和统计分析,发现“赫克歇尔 - 俄林”模型和“李嘉图-维纳”模型的经验支持非常有限。美国公民对于贸易对美国整体经济的影响的认知比个人物质利益对贸易偏好的影响要大。  同时,也有学者对国际货币政策偏好的假说进行检验,也发现传统的部门偏好模型受到爱国情感和选民对于不同政策权衡的了解程度的很大影响。 教育和社会情感因素对行为体偏好的影响也开始受到关注。有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所传授的经济理念和信息对于选民形成对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偏好非常关键。 同时,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宗教和性别差异等社会情感对于选民的政策偏好也有较大影响。 

第三,开放经济政治学通过国际分工地位界定国内行为体利益,将国际市场力量狭隘地定义为外生于政治过程的价格和信号传导机制,忽视了国际市场权力和国家政治力量对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塑造。国际经济学理论通常建立在“小国”和完全竞争的假定的基础上,即任何一个单元内部的生产和消费与全球总量相比都足够小,因而包括政策在内的所有行动都不会对世界价格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一假定源自以完全市场中的产业或产品为分析单位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但是,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家的数量和等级与市场中的企业不同,拥有庞大生产规模和消费能力的大国可能会出于自身经济或政治目的扭曲国际价格,在现实的国际市场中,由于大国权力政治的存在,垄断和寡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不仅如此,国家出于战略和安全的考虑,还会为国际市场设置各种人为的壁垒,来阻隔、引导和扭曲经济活动,进而影响价格机制,比如各种形式的经济制裁行为和经济集团行为。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和跨国公司能够采取战略性行为对国际市场施加影响。因此,国际价格事实上内生于政治,而不是政治的外生变量,国际价格本身就是政治策略和操纵的产物。

其次,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制度学说也在新的实现背景下暴露其缺陷。开放经济政治学借鉴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将国内制度作为利益汇聚和整合的渠道引入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解释。同时,在国际层面,开放经济政治学探究国际制度是如何影响国家间的战略互动及其结果的,尤其是国家如何通过国际制度增强其承诺可信性。 但是,开放经济政治学对于制度在全球经济中作用的理解也开始受到一些批评。

第一,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制度学说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为基础,将制度的功用狭隘的界定为折射和影响个体利益的汇聚, 从而忽视了制度通过身份塑造改变行为体偏好的作用。制度作为行为体博弈的宏观背景,不仅会影响行为体的战略手段,还会影响行为体的目标。社会行为体在权衡不同政策目标时,往往需要考虑组织成本和集体行动的问题。 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国内制度变量主要拘泥于选区制、否决权的数量、选举制度、委托-代理问题和民主与透明度,而对于制度和社会的互动以及资本主义多样性等包涵更复杂国家-社会关系的国内政治结构关注不够。

第二,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建立在政治多元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将政治理解为社会偏好输入和国家政策输出的过程,这无疑忽视了政府机构的官僚利益和国家自主性对于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广大发展型和转型国家来说,国家主义或官僚政治可能比多元主义更能解释对外经济政策形成。如何拓展已有制度分析对发展型和转型国家国内政治与全球经济的互动进行研究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例如,中国学者田野就区别于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社会中心视角,将国家参与国际制度和国际合作的动力理解为政府为了打破既有均衡以增强国家自主性。

第三,开放经济政治学将国际制度作为国家战略互动中传递信号和确保承诺可信的机制进行研究,过于注重国际制度增进国际合作的功用,而忽视了国际制度的权力面孔。国际制度具有非中性,它本身就能成为主导国的权力工具。 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贷款往往反映了美国商业银行和地缘政治利益。 国际制度的权力特性使得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会努力提升自身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力,开放经济政治学对于国家和私人行为体如何通过国际制度实现自身利益、影响国际制度决策还需要系统的研究。而且,除了正式制度之外,对于国际组织内部的网络政治、议题联系和私下交易这些非正式制度,开放经济政治学更是鲜有涉及。

最后,除了“利益”和“制度”这两大分析基础都在遭遇挑战,开放经济政治学对于定量研究和博弈论的偏爱,也限制了其对于国际体系中更加复杂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进行有价值的探讨。正是因为开放经济政治学从经济学中大胆借鉴了对个体利益的界定,从比较政治学中借鉴了对国家制度的狭隘界定,使得这一分析框架可以在异常清晰和明确可见的个体利益和国家/国际制度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演绎和数据归纳来提炼一些明确的因果机制。这使得开放经济政治学更加接近于一门“科学”。但是源于对于“科学”的过度迷恋,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形成了一种研究课题的选择性倾向,即对于那些能够采用定量方法和博弈论研究的课题表现得无比热情,并确实产生了一些重要成果,但这种受研究方法驱动的研究,却使得开放经济政治学仍旧主要关注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根源和国际制度设计对战略互动的作用这两大议题,对于当前一些重大而紧要的现实问题视而不见,自然也不能做出有效的知识回应。

总之,在冷战结束后所形成的单极结构的背景下,由于国际政治结构压力日益松弛,整个国际关系学理论研究从出现了从体系层次向单元层次回落的趋势。 在这一大的学术背景下,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致力于打通国际经济关系与国内政治过程的界限,他们以制度和利益为分析基础,从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中借鉴了大量分析工具,从而形成了开放经济政治学这一分析框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压倒性地位。但是,正是因为开放经济政治学从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中借鉴了过多的分析工具、研究方法和基本概念,在国际权力结构与市场体系之间的传统优势领域不断丧失,从而使得开放经济政治学越来越远离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特征。而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对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格局构成了巨大冲击,极大削弱了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兴盛的政治基础。美国主导权力的流散、全球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逆转推动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而国际层面的权力政治、安全竞争和价值冲突重新回归,这进一步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对开放经济政治学这一主流研究路径和分析框架的反思和超越。

在线报名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在职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在职研究生(www.rdyjs.com)  收藏 打印
  学员问答
  教育新闻
中国人民大学在职研究生招生联系方式
企业管理类
经济金融类
社会学类
公共管理类
信息化类
心理学
政治-外交-行政类
法学类
统计学类
IT计算机类
医学类
英语类
人力资源类
环境经济类
文化艺术类
教育学类
国学哲学类
© 在职研究生
© 在职研学位
© 免试在职研究生
© 计算机在职研究生
© 人力资源管理
© 企业管理在职研究生